典当的地位和作用

典当的基本地位

所谓典当的基本地位，是指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和金融业与流通业中的一种边缘业种和业态，在一个国家、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所发生的社会影响力。

一、客观地位

典当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典当业历史悠久，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迄今为止，典当至少已经历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形态。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融资需求都始终存在。于是，典当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便充当了能够满足一些人日常融资需求的有效手段，成为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

古巴比伦(公元前1894一前729年)时期，许多商人为做生意，曾经以粮食、金银和珠宝等典当借贷。在我国唐代(618-907年)，典当业也十分发达。据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部分质库(典当行)帐历记载，在一家民营典当行的日成交生意中，当金最低为20文，当物是一条"故白绫领巾"；其最高的当金为120文，当物为"绢一丈四尺"；其他当金数额则分别为50文和100文。欧美国家自封建社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相继出现典当后，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既有私立典当行，又有公立典当行，致使典当市场得到长期的、多元化的、日益成熟的发育和成长。

典当的客观存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决不是人为因素或者某种社会政治力量所能轻易否定掉的。如近代法国大革命时期和巴黎公社时期，有关当局都曾明令取缔或者限制典业的存在和发展，但最后典当业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再如我国解放后一段时间内曾将典当赶下历史舞台，然而实际上，典当行为并未就此绝迹，相反只是从公开转入地下。所以到1987年12月，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新中国典当业便再次复出。

这表明，典当千百年来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无法否认的。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更由于它是人们可以有效利用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故典当始终具有特殊的生命力，是每个历史时代有些人不熟悉且从未从事过、但却是另一些人很熟悉且经常从事的客观社会实践。

二、独立地位

在任何社会中，典当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典当的这种独立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典当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不同步。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典当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好坏共进退。如我国清代康、雍、乾三朝盛世期间，全国典当业的发展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直至嘉庆五年(1800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全国城乡典当行约有2．5万家之多。另在美国，20世纪末期是其国民经济连续10余年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美国的典当业也随之日益发达起来。1988年美国全国有持照典当行6900家，至1999年则迅速增加到创历史纪录的1．5万家。

然而，典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同样大量存在。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严重倒退，许多行业空前萧条，但此时这些国家的典当业却出人意料地得到发展甚至繁荣。一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企业破产；另一面却是典当行生意红火、车水马龙，许多人因手中的存款丧失或者债券、股票被套牢，而被迫以实物资产向典当行借贷，以求周转度日，改善自身财富缩水的窘境。

这表明，典当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总是正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经济繁荣时期，典当业具备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经济衰退时期，典当业同样具备发展的环境和空间。典当业的这种特殊的独立经济地位是其他行业所少有的。

其二，典当融资方式与其他融资方式相分离或者相区别，总是独立发挥作用。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典当的历史远远长于其他融资方式、融资机构的历史，集中表现为先有典当及典当行、后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我国来看，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已有典当行(当时称质库)存在，而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是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典当及典当行的出现比银行信用的问世至少早1400多年，二者之间的分离显而易见。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1657年在纽约已有典当行存在，而美国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却直到1781年才成立，二者之间也相差100多年。

由此可见，典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期是独立存在的。其独立地位的取得，在于典当不同于其他融资方式，典当行不同于其他融资机构。因而，这种不同在当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仍能成为支撑起典当独立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如前所述，典当行发放以动产质押为主的小额、短期，其服务对象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些固定的社会群体，诸如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贫困人口、部分中产阶级等；我国现阶段中的一些工新阶层、中小企业等；典当涉足的领域往往是其他融资方式所不涉足或者很少涉足的领域。因此，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但典当却仍能适者生存，拥有一席之地，独立地、有效地发挥出其特殊的融资作用。

三、从属地位

典当是一种客观独立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典当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当代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国民经济体系中，还处于一种依附的、从属的地位。

其一，典当业具有金融性质和商业性质，是金融业和商业的组成部分，但它只是整个金融业和商业中的一个分支或称边缘业种。典当业是非主流金融业和商业，与金融业中的重要支柱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无法相比；与商业中的重要支柱如批发业、零售业等也无法相比；典当业只能是主流金融业和商业的补充，并依附和从属于主流行业，发挥其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是全球典当业最为发达的国家。1998年，美国典当业的总额高达90亿美元，约合750亿元人民币。然而，这在美国金融领域中仅为沧海一粟，它不可能有比各类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大的作为，而只是填补其他金融机构尚末涉足的融资领域的空白。另以美国最大的典当行--美国国际典当公司为例，1999年全年共发放当金4.40亿美元；而销售各类商品(主要是死当物品)仅为1.59亿美元；前者的业绩不足以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提并论，后者的业绩更是大大落后于其他商品流通主体。在加拿大，典当在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中所处的依附和从属地位也相当明显，1999年加拿大典当业全年共发放当金9.5亿加元，约合53.01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1998年该国典当业全年共发放当金11.6亿新元，约合56.56亿元人民币，典当业在金融领域中和商业领域的依附和从属地位也同样十分突出。

其二，典当业是是特殊的金融业和商业，这使它能够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独立存在的行业，但它只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并不重要的行业或称边缘行业。典当业是非主流产业，它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既无控制力也无很大的影响力，与其他产业如工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教育产业等都无法相比，典当业只能是主流产业的补充，并依附和从属于主流产业，发挥其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典当业并不计入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范围之内，其政府监管部门亦非严格的专业对口。这就充分反映出典当业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处的实际地位。美国典当业，的监管职能由各州政府的消费信贷部门和治安管理部门分别行使，而联邦政府则没有全国统一的典当业监管机构。如佛罗里达州是"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纽约州则是"消费者事务管理部"；等等。英国典当业由英国政府贸易和工业部中的公平交易办公室负责监管；日本典当业的监管部门是各地公安委员会；马来西亚典当业和监管部门是中央政府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而新加坡典当业的监管部门是政府律政部。

相比之下，美国银行业由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监管，证券业由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监管；香港金融业由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金融管理局监管；我国大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也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负责监管。因为这些行业是一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重要的影响力。

四、弱势地位

典当业是具有跨行业性质的边缘行业，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从属地位又决定了其弱势地位，既规模有限的特殊地位。综观世界各国典当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年来的典当实践，剖析典当赖以存在的相关载体，以量化的标准衡量，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典当及典当业均属于"三小"性质，即小机构、小市场、小行业。

第一，典当行是兼有金融和商业性质的小机构。更确切地说，它甚至属于"袖珍"机构。因为世界各国的典当行均不大，无论是在资金运营、业务范围、客层规模方面，还是在数量分布、营业面积、劳动力容纳方面，都是如此。如中国台湾《当铺业管理规则》第5条规定：申请经营典当者，其门店须"面积12平方公尺以上"，即12平方米大小便可，说明不怕场地很阔。香港典当行的使用面积也很小，当厅一般在8至10平方米左右。另外，海外的典当行多为私营企业，资本金不多、业务量不大、内部分工不细，属于粗放型的、商业性质很强的金融单元。如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规定开设典当行需有净资产15万美元；印第安那州则是7.5万美元；而密苏里州仅为5万美元即可。在我国，人民银行监管典当业期间，规定典当行的注册资本金下限为500万元人民币；而国家经贸委接手典当业监管职责后，则将典当行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下调为300万元人民币。

第二，典当市场是兼有金融和商业性质的小市场。

在一国庞大的金融和流通市场当中，典当市场的规模一般都十分有限，其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这主要是由于该市场需求的程度所致，并且极易受到经济大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从海外来看，尽管典当机构较多，利用典当融资的人也不少，但这类群体的保有量同样比较稳定，增减起伏始终不大，故典当生意也不可能做得很大。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是该国典当业十分兴旺的一个州，然而辖区内各地的典当市场并不平衡。如1997年劳德代尔堡市28家典当行，一年典当交易7万笔，每家年平均2500笔，合日平均6.8笔左右。另在该州主要城市迈阿密，25家典当行每天成交数干笔，平均每家也就在100笔左右。1995年，台北市1400家典当行共发生典当交易3万笔，平均每天82笔，每家年平均21.4笔，日平均则为负数。这表明，典当市场的确是一个合理化存在的金融和流通市场，但却不可能成为一个高速膨胀发展的金融和流通市场；它能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一部分人的融资需要，但却不可能成为所有人都去利用的融资途径和方式；因此，典当市场的规模和容量必然受到需求恒定的制约，其繁荣时不会过度火爆，其衰退时亦不会走向消亡。

第三，典当行业是兼有金融和商业性质的小行业。

国际通说认为典当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个行业又是一个在形态上长不大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典当业甚至可以说是"微型"行业。更重要的是，作为金融业的组成部分，典当业在海外并非都被视作政府金融业，实际上许多国家都将其划归为民间金融业领域，如欧美一些国家、台港澳地区等。而作为商业的组成部分，海外一般都将其与旧货业相提并论，如美国的一些州、澳大利亚等。

先从借贷角度看，1998年财政年度，美国商业银行发放的汽车消费为0.1599万亿美元；房地产消费为1.2303万亿美元；不含其他类型的，这两项之一就与前述1998年美国典当业全年发放当金90亿美元形成天壤之别。在我国，1999年仅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余额就达1260亿元，这同样是全国1000多家典当行所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另以上海为例，1999年该市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余额为318亿元，而同年该市12家典当行总共发放当金才5.7亿元，二者反差极大。

再从机构数量和分布的角度看，美国现有1.5万家典当行，平均每1.67万人一家，是世界上典当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但美国仅商业银行(不含其他金融机构)就有1.2万家，人均为2.08万人一家。尽管商业银行的人均拥有量略低于典当行，然而若计入二者的分支机构，则美国商业银行的人均拥有量将大大超过典当行。如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美洲银行，在国内21个州有4500家分行，2000年总资产高达6720亿美元；而美国最大的典当行美国国际典当公司，在国内16个州只有412家分行，2000年总资产为4.176亿美元。另在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各国和地区的商业银行共22家并下辖138家分行，合计平均每3000人拥有一家银行，这比澳门共有30多家典当行、人均约1.6万人一家的比例还是高多了。

由此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和地区典当行业参与整个国家金融领域内融资的机会不多、融资范围狭窄、融资对象较少、融资规模不大。至于典当业在商业流通方面，亦属于这种情况。

典当的主要作用

典当及典当业在历史上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融资方式和行业。其历史作用有些已经退化，而其现实作用却正在发挥和加强，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领域，包括若干个方面。

一、金融领域内的作用

作为特殊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典当在金融领域内的作用最为突出，是典当最本质、最主要的作用。

1．典当对拓宽融资源道的补充作用

即在与银行业的关系上，是拾遗补缺、调余济需的作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多元化融资渠道和多元化融资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金融产业架构并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其中银行、股市等属于主流融资渠道，而典当等则属于非主流融资渠道。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典当都是主流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它不可能超越主流融资渠道发挥作用，当然在不同条件下，典当还有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这一点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十分明显的。

据统计，目前美国2.5亿多人口令，有2500万个家庭、超过7500万人没有银行帐户，这部分人很难从银行等主流融资渠道获得信用卡或消费信贷，故他们的融资需求，往往通过非主流融资渠道进行解决，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典当，以达到日常融资的目的。在美国，除了典当行外，常见的非主流融资渠道还包括小额公司、信用协会和民间借贷等，它们都对主流融资渠道具有相应的补充作用。这种补充作用的发挥还在于，有些持有银行帐户的人通常也难于从银行。进而言之，同是非主流融资渠道，小额公司的借贷条件并不宽松，客户融资存有难度；信用协会属存互助组织，短期入者先投入一笔资金，方能在急需融资时伸手求援，申请相应的额度。另外就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借贷，通常利息高还要搭人情。如此种种，便使典当行在非主流融资渠道方面的地位逐渐得到加强，从而成为拓宽社会融资渠道的有力补充。

在我国，尽管近年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业务创新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更加广泛，但在许多方面尚有"空白"和"死角"，造成一些中小企业和社会公众在日常融资方面还远不尽如人意。如前面提到的动产质押借贷，银行几乎不对个人开展业务；银行提供的个人消费信贷也仅限于不多的一些类型，尚无法满足公众各方面的需求；加上银行借贷在手续和时间、额度和用途等方面的种种不便和限制，致使典当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仍有用武之地和较强的生命力，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些弥补不足、调剂余缺的积极作用。

2．典当对发展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即在与企业的关系上，是支持生产、活跃流通的作用。这一点在我国最为明显。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作用更加突出。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中个企业3980万家，其中8人以上的企业1000万家，占国内企业总数的99%，占国内就业人数的75%。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至今我国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类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致使融资难一直是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两个人独资等各类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小企业的贡献大、获支持小的局面始终未能改变。如1996年，集体及个体工商业仅占国有银行的5%~6%，其中个体工商业则仅占0.46%，比例之低，表明广大中小企业在利用主渠道融资方面，饱受不平等待遇甚至歧视待遇。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步入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的轨道，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企业产品滞销、库存积压、生产经营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它们往往惟以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另外，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它们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以及商誉、市场等问题所致，造成从银行获贷也比较困难。

有鉴于此，中小企业欢迎典当这种融资方式，甚至成为一些企业惯用的运作手段。

而向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放款，当前已成为中国典当行的又一主项主要的日常业务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由于竞争激烈，营销不易，加上银行信贷压力骤增，致使为数不少的企业因资金不足，生产面临困境，特别是那些经济效益差、风险度高的企业，融资更难。因此，当典当业恢复后，一些企业的厂长便想到了典当行。如印刷厂，为重振企业雄风，走出衰落低谷，决心筹措巨资从深圳引进一套高新设备。但努力的结果是，还差6万元。眼看交款限期日益逼近，如向银行，信誉条件不具备，难有所获；如向兄弟单位伸手，时下谁都缺钱花，爱莫能助；最后，厂长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了一家典当行，经协商，典当行同意以该厂闲置的老化设备作质押，一次性贷给企业6万元，使其如期引进设备，从而救活了这家原本濒临倒闭的印刷厂。

为企业排忧解难，在银行融资主渠道之外做些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开始就成为不少典当行的服务宗旨。北京市阜昌典当行业务章程指出："办理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机构设备、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运输工具、房地产等。"北京市金宝典当行则把话说得更明白，提出"闲置设备、积压产品、过季商品、多余原材?quot;全要，真正做到给急需质押的企业留有充分的当物余地。典当行的经营方针和业务项目，果然受到一些企业的热烈欢迎，故引来不少法人当户上门洽谈生意。1992年度，北京某企业时值年关将近，银行一般只收贷不放贷之际，为给单位职工谋些福利，于是到金宝典当行当了一批电子元件，价值几万元，基本上达到了筹款目的。另河南省郑州某厂，为筹足年终还帐的发工资款，专程来到北京，将一批针织品当在金宝典当行，得款2万元，暂时缓解了困境。北京市阜昌典当行还办理过一宗以酒为当物的业务。原因是京城某单位从外地购进上万瓶天麻灵芝酒，后其库房翻建需要预付施工费，于是该单位便把几百箱酒悉数送来典当行质押，换回现金数万元先用。此例表明，如今典当行的经营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只要合理合法，有利于生产发展，搞活流通，的确作用很大。

典当行对个体工商户来说，救急济需、方便融资的作用也十分引人注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关予个体工商户的政策越来越宽，这使个体经济空前活跃，不少个体户已通过劳动致富。然而，尽管个体户财大气粗，但在经营过程中也有资金短缺的时候。这时，一些个体户便光顾典当行，通过质押满足融资上的急需。在乌鲁木齐某典当拍卖公司，这类当户特别多。一年冬天，一个身穿俄式大衣的人急匆匆闯进典当行，来不及抖落积雪，便向业务员诉说?quot;我是服装个体户，因今天进货差l000元，愿用价值6000元的货作质押。"15分钟后，个体户便手拿现金，道谢而去。

有资料显示，在国内一些典当行的日常借贷中，个人当户一般占全部典当交易量的90%，中小企业当户只占10%；但质押放贷比例却恰好相反，10%的中小企业当户，占到了典当行90%的质押额，有些地区甚至占比高达95%~98%。由此可见，典当是我国一些中小企业完全可以信任和依赖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典当行为它们提供了资金，使其借力发展，搞活了经济。

3．典当对方便人民生活的辅助作用

即在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上，是扶危济困、救急解难的作用。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应急型典当中。典当行已成为广大社会公众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之一。

在国外，参与典当融资的人口比例相当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典当业平均每年直接为3450万社会公众提供典当服务；加拿大每年有10%的成年人口从事典当融资，当户高达3500万人次；墨西哥每年接受典当服务的人口为400万。

另据美国典当研究机构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广大当户向典当行融资的基本原因大致有七个方面。其中面对某种压力和出于未便公开的个人原因居于较高比例，支配着美国当户的典当动机，分别为31.9%和32.4%；声称自己是为了支付医疗帐单的人占到4.8%的份额；而利用典当借贷为购买或修理汽车而支出的人则高达13.5%；另外送礼的为4.7%，自我开销的为8.8%。可见在美国的典当市场上，典当类型的多元化结构同样存在，但应急型典当如面对压力、求医问药、汽车修理等占比最大，达到50%以上；而消费型典当亦有一些，如请客送礼、餐饮购物等。

与此同时，调查中还有一组数据表明广大当户对典当行的依赖程度，即在12个月内这些当户的典当交易次数分别为：1次约占21.7%，2次的24.0%，3次的18.4%，4-6次的17.3%，6次以上的18.6%，足见许多人频繁前往典当行融资。其中平均一年两次以上的就占78.3%，还有近20%的人平均每2个月便去典当行借一次钱。

在我国，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难免有急用钱一时手头不便的时候，像婚丧嫁娶、求医问药、购房置物、出差旅游及因失窃等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等。那么，向他人举债有碍面子或不可能，到银行不符合条件或来不及，变卖身边心爱之物舍不得或难出手等，于是，典当就可以成为广大社会公众的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或称"渡水之小舟，过河之小桥"，总比达不到目的被困死强。而典当融资"认物不认人"的特点，经营灵活且方便高效的优越性，最适合广大城乡居民解燃眉之急。这也正是典当"救急不救穷"作用的突出体现。

面向城乡居民放款，是当前中国典当行普遍开展的两大业务之"一。北京市阜昌典当行开宗明义提出，"典当行是经营服务性企业，遵守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诚信当头，方便群众，合理估价，为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人民群众解决临时资金困难提供优质服务。"该行还不无用意地模仿旧式当铺的传统，将一扇屏风置于入口处，上书"便国利民，缓急相通"八个大字。毫无疑问，利民、便民已成为典当行的经营宗旨和目的，也是典当行实际业务操作的基本过程，它使典当行在不少方面做了银行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又如2000年春节前夕，福州市隆达典当行有一天的当户竟然突破了700人次，高居国内典当界榜首，许多人典当融资是为了置办年货，致使这家典当行门前车水马龙，员工忙得不可开交。类似这种当户爆满、生意兴隆的场面，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典当行内也可以看到。

4．典当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保障作用

即在与民间借贷的关系上，是抑制民间高利贷、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

民间借贷或称民间信用，在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远比典当起源早。解放后，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民间借贷仍十分流行，即使是在强调信贷应集中于国家银行的年代如大跃进?quot;文革"时期，也从来没有绝迹过。这些年来，民间借贷再度活跃，并且有相当快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2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个人除去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外，手中尚有现金3000亿元，其中的相当部分又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汇进市场经济的大潮，总额已逾390亿元。而至1996年，我国民间借贷总额已高达1000多亿元。当前民间借贷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利率极高，成为不折不扣的高利贷。79年代末期，民间借贷月利率一般在10%以下，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借贷利率已普通高达20%左右，甚至常有超过月利率30%的。前面说过，民间高利贷的出现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大生产者和经营者融通资金的迫切需要，但它同时又较严重地干扰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因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对于民间高利贷，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有关部门虽然一改过去那种打击、禁止的态度，而采取引导、管理和改造的办法，但总的来说收效不大。然而典当业恢复以后的实践却证明，典当能够成为在抑制民间高利贷、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定团结方面有效发挥其作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典当行实行法定利率，使部分债务人的融资方向有所改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各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然而由于融通渠道有限，如上其他原因，使民间高利贷颇有市场。如四川某个体户欲做药材生意，但苦于缺少资金，于是便以每月12%的高利率向朋友借了5万元，即每日须付利息200元。为了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并尽早还债，他只得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地乘飞机、出租车往来于客户之间奔忙。另有一位个体户则竟以月利率30%的高利借得他人2万元，去做服装生意。结果鸡飞蛋打，弄得本息难偿。诚然，民间高利贷筹款数额往往很大，但典当行利率却有较强的优势与其竞争。90年代初期、政府有关部门曾经规定，典当行的"息费合计，可以高于同期流动资金利率的25%"。从当时北京的两家典当行来看，北京市金宝典当行的利率(即包括利息、税金、管理费、利润等在内的服务费率)一月期为4%，两月期和三月期分期为5%和6%，而北京市阜昌典当行则三值均仅比前者上升一个百分点，即5%、6%和7%。如此利率，尽管高于银行同期(按最短期6个月计算)流动资金月利率6.75‰(1993年5月15日起调整为7.35‰)数倍，即1~3个月约为0.7%、1.4%和2.1%，但却远远低于民间高利贷，故颇受一些融资者的欢迎。据统计，金宝典当行1992年11月20日挂牌试营业后，仅头两天就成交23笔，贷出当金1.7万余元，来此询问者则络绎不绝，办理业务者更是人头踊动。另乌鲁木齐华西典当拍卖公司自同年9月20日开业半年后，营业额已超过200万元。由于典当利率低，没有超过债务人所能承受的合理负担，因此能够依赖借贷对象的自行转移，挖走民间高利贷的一部分客源，从而使民间高利贷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

第二，典当行采取质押，使借贷对象能够免去人情之苦。民间高利贷不仅利率高，而且亦重人情。因为它是私人之间的一种直接信用，往往必须对债务人知根知底，或是亲朋好友，或是同事知音，否则决不敢冒风险放款。另一方面，借贷利率也往往除了根据淡旺季节、期限长短、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等因素考虑之外，还特别受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所决定。即亲近者则贷之或可能降利，而疏远者则拒贷或加利，致使民间高利贷总是在一定范围的社会群体中进行，债务人往往既付出高息又欠下人情。相比之下，典当行认物不认人，只要债务人担保物品符合条件，则时来者不拒。典当行这种惟当物是从、不讲人情的间接信用特点，使不少融资者深感满意。如在乌鲁木齐华西典当拍卖公司，有一次，一位当户要把一个6.5克的金戒指当200元，言称主要是"不想欠人情"。另一位正准备以摩托车质押借款的当户也说?quot;我们不想向朋友借钱，当点东西换些钱救急，过两天将质押品赎回来就是了。"如今，持有这种心态进典当行的人，格外之多。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狂飚，使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即便是原本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纯洁感情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武汉一家典当行曾接待过这样一位个体户，他做服装生意赔了3万多元，起初向其兄张口借钱，无奈兄索高利且还有点不想借。于是迫使这位个体户来到典当行质押。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兄弟姐妹现在也是各人顾各人的，我去典当行借款，公平合理，起码少欠一份人情债。"

第三，典当行依法营运资金，可以避免民间高利贷造成的各种纠纷。由于民间借贷有利可图，特别是高利贷早已超出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范围，纯粹是以赚取高利息为目的的放债行为。在高利贷盛行的情况下，各种纠纷随之而起，引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有借钱不还的、有伪造字据的、有故设骗局的、更有图财害命的，等等。总之，高利贷带来的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公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件日益增多之时，针对"利息争执"一类案件，曾专门制定出《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于1991年8月下发施行，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4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按前述银行流动资金月利率计算，4倍之数也就是月利率3%左右。这就告诉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民间高利贷本身所起的限制作用并不大，而只是解决民间借贷引起纠纷时适用。换句话说，月利率在3%以上的民间高利贷国家现行法律既不保护，也不干涉，完全听其自便，任其存在。鉴此，典当行的设立则有助于从形式上杜绝和防范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借贷冲突。一般不会因赖帐、造假、行骗等引起法律诉讼。原因是它按照一定的经营规范，依法实行质押放款，使上述不当行径难有发生的余地。

第四，典当行作为融资机构，有利于制止民间高利贷的泛滥。高利贷历史悠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农民因建造房屋、生产投入、婚丧喜庆等，本身资金不足，负债规模增大，针对民间高利贷的强势力，以致银行、信用社也难与之匹敌，并受其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典当行完全能够在与高利贷抗衡方面发挥其融资机构的重要作用。

其一，典当行能与银行、信用社相互配合，依靠整体力量对付民间高利贷。当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公立当铺的产生就是为了打击高利贷。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典当行的复兴，理应且先天具备这种功能。典当行不仅是质押放款机构。而且是间接信用机构，这使它比银行、信用社具有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替代民间高利贷的更显著的优势。许多债务人倾向高利贷，一方面是银行、信用社条件严格，经营方式死板，另一方面是他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直接信用形式，对质押形式的间接信用十分陌生。因此，典当行的出现能够逐步起到使一般债务人利用新型融资渠道、熟悉新型融资机构的作用，从而在加入银行、信用社行列与民间高利贷争夺对象的过程中，共同占据更大的地盘。

其二，典当行能通过自身优势针对民间高利贷的变化特点开展经营。当前，类似钱庄业的借贷形式开始增多，如在安微、吉林等省，一些入既能把钱轻易地集中起来，又能较快地放得出收得回，专吃高额利差，造成农村金融秩序紊乱，行社储蓄严重分流，信贷压力随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典当行完全能够凭借合法融资机构的地位，最大限度地抵消钱庄业民间高利贷经营方式在方面所带来的影响，通过渐布网点，广泛宣传等措施，在业务上与民间高利贷一争高下，并达到早日排挤它并战而胜之的目的。这是典当行作为银行、信用社以外的新型融资企业，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将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民间借贷活动变积极为消极、除弊兴利、扬长避短所能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

二、流通领域内的作用

作为特殊的商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典当在流通领域内的作用亦很突出。

1．仓储作用

这是典当所具有的当物保管功能的具体体现。典当行从事动产和财产权利质押，必须对各类当物包括各类权利证书进行短期妥善保管，其仓储能力如仓储设施、仓储技术和安全系数的状况，都直接关系到典当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正常履行，这是任何一家典当行都应当具备的必要经营基础和基本业务素质。

早在旧时典当业兴盛期间，典当行便对自身的仓储作用、安全保管功能普遍十分重视。

在我国，典当行房屋的整体建筑形式因时代不同而异。从清末民初或者更早来看，一般都是根据其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如繁华闹市，地皮拥挤，同行较多，典当行门脸或许并不很大。房屋建筑面积也相对较小。但城市中信誉卓著、资本雄厚之典当行或位居于乡镇独霸一方之典当行，则建筑颇有持色。

这些典当行，房屋建筑通常是方印式，崇垣环围，窗棂狭小，但都坚固无比。有些建筑还十分高大挺拔，赫然矗立于街市屋群之中，甚是威严。举目望去，人们即使未见标识字号，亦皆知其为典当行。此类深墙厚院，外观宏伟，气派不凡，欲称"当楼"，决非一般小当、小押可比。据1879年到过中国广东省、后曾著有《中国漫游》一书的英国作家戈登?卡明女士在一篇日记中称："村庄中点缀着典当行，每座均为砖砌的坚固四方结构，约有4层高，看上去就象一个古老的边境要塞"。事实确实如此。这类典当行为了保证自身安全、防备盗贼袭扰及火灾发生，常在楼顶两端贮放石块石灰，有的还备有硫酸瓶之类；在偏僻地区，屋顶设有炮楼的也不在少数，防卫能力甚强；故总给人以壁垒森严之感。就连较小的典当行，也因其牢狱式的大门如铁门槛、栅栏门等令人望而生畏，起码是不太舒服。

无独有偶。1965年美国上映了一部著名影片《当铺老板》，观众可以从画面上看到肮脏杂乱的典当行内部环境，而典当行周围则是带倒钩刺的铁丝网，并有武装警卫和狼狗守护。令人来此典当感到心惊肉跳。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典当行必须提高仓储能力、加强安全防范的一些情况。旧时典当行在发挥仓储作用时，往往非常重视内部仓库的建设。

仓库是典当行整体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占房较多、面积较大。仓库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首饰房，另一类是普通房，俗称号房。

首饰房用于保管贵重细软，故构造复杂，要求亦高。通常在典当行院内单辟一两间屋，既作为保管珍贵物品的库房，又是所谓内帐房。内有供收藏玉件、瓷器、座钟等物用的木橱；供收藏首饰、表饰等小件珍品用的屉柜；供存储银钱用的钱柜等。橱屉、柜内又分有各类尺寸不一的小格，避免相互碰撞及便于编号。另外，还有算帐用的桌、椅、橱等。总之，首饰房是典当行之银钱重地，属于禁区，类似现今的银行金库，非得特许不得擅入。

至于普通库房，是专门用于保管当进衣物的地方，它存储除珍贵物品以外的全部财产，一般能占房一、二十间，有些是二层以上的楼房结构，是典当行内部建筑的大头。所有库房都装满长方形木制货架，自地至顶，高及数米。货架分层分格，每层宽约1米，高约2尺，深约1尺5寸，底装薄板，用于架乘储当物；每格宽度则根据需要确定，不求统一。架柱均标明字号，按次排列，以便寻取。两排货架中间留出走道，相距约容一人出入之地。另外，这类库房还没有折梯、高凳若干，用于提取物品。在从前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所有典当行、库房，在建筑设计时都优先考虑到防火、防潮、防鼠、防虫，其基本措施是尽力做到空气流通。因典当行所收押品，系受千家万户之委托，关系甚大，不论绫罗绸缎、布衣寒衫，均有义务善意待之、妥为保管。且保管优良，对人利在物品，对已利在资本，故使库房空气流通，以免物品霉烂、发酵、虫蛀，实为上策。如库房潮湿气重，将会影响衣服的贮存，特别是对于丝织品和高档皮毛制品，稍微处理不当，即会导致典当行本身的财务损失。

光线充足也是旧时典当行建筑设计必须考虑的重点。典当行接当，在乡镇自然多为粗老笨壮之物，但在城市则多贵重物品，珠光宝气、轻裘细罗，鉴别甚难，故如果当厅光线不足或房屋昏暗，便更易导致真伪难辨，甚至收进膀品。而在库房，也只有光线充足才能方便存贮及按号检物。因此，在缺乏现代科技手段的旧社会，典当行在建筑中对于光线的要求是很高的。

正因为典当行具有良好的仓储安保能力，旧时一些富商巨贾、官僚政客乃至小康之家，极好将自己的贵重物品押寄典当行，以求平安保险。这时，他们大多并非出于资金困难，而实为避社会治安不良之举。

即使在现实社会中，国内外有许多客户也十分看好典当行的当物保管功能，专门找到典当行代其存放贵重物品。其目的不为融资，只为保管，属于典当行利用当物保管功能开办的一项中间业务。如英国最大的典当行--哈维?汤普森当铺就在伦敦开办了代客保管贵重珠宝的业务，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出国度假期间，希望典当行为自己的"细软"保驾护航。另如我国无锡市五爱典当行，近来也在国内率先拓展了节日期间代客保管贵重物品的业务，同样是为客户提供典当融资之外的服务。

典当行代客保管，一方面安全性高，仓储技术到位；一方面收费低廉，不增加客户负担；故深受人们欢迎。这与银行开办的保管箱业务相比，后者的租金费用较高，客户承受力有限，且保管箱并不适宜所有动产，是与典当行当物保管设施功能相异的一种特殊仓储工具，缺乏典当行的某些竞争优势。

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典当行的仓储作用、保管能力和安全措施，下大气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则更是一条必由之路。

2．营销作用

这是典当所具有的商品销售功能的具体体现。从当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典当实践来看，典当行发挥自身特有的市场营销作用，一般是通过变卖、拍卖、寄售和零售等四种运作方式来进的。

典当行发放质押，一旦遇有当户不赎而出现死当，就须对死当物品进行处理，或者变卖或者拍卖，最终变现回收贷本息并力争有所盈利。因此，典当行变卖或拍卖的对象全部是当物品，故典当行的市场营销作用也主要是围绕着旧货而发挥，其中死当物品的变卖生意最为红火。

就美国典当业而言，其市场营销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典行的死当物销售主要有两个特点。这就是市场畅通，效益理想。

在市场方面，美国许多人喜欢去典当行买东西。购买旧货美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丢面子的问题，何况典当行销售的二手品有些本身还是新的，其性能、质量完全能达到使用标准。然而，最重要的是典当行出卖的死当物价格便宜，故使美国死当的流通市场交投活跃。据美国典当业协会的调查认为，在典当行购买死当物与在普通零售商店买东西，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价格相异，典当行通常能向顾客提供低于市场零售1/3或者1/2的同类商品。如在加州比佛利山庄的"担保者"典当行购物，经常可以买到一些物超所值的好东西，一只价值800美元的手镯，大约半价便能买到；价值2万美元的美术馆级真品画作，只需4000美元；一只2.5万美元的劳力士手表，成交价5000美元；一辆价值至少在5万美元的奔驰轿车，仅卖2.3万美元；等等。

为了广泛吸引顾客，美国典当行对死当商品的质量往往提供各种担保，与廉价销售相得益彰。在购买昂贵珠宝之前，典当行老板会给你一份权威部门的鉴定书；购买普通电器和工具时，多数典当行还会提供一定的保修期，使你能够放心地相信商品工作正常；有些典当行甚至拍着胸脯承诺，你在它那里购买的所有死当物都有保证书。

在效益方面，美国大小典当行都从死当物销售方面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而常年累月乐此不疲。如第一现金服务有限公司，1998年度公司总收入957.3万美元，其中死当物销售为537.1万美元，独占56.1%，超过典当综合费用收入381.5万美元的40.78%，成为该典当公司利润的大头。另如玛尔特典当有限公司，1998年度公司总收入为175.7万美元，而死当物销售收入的比例也高达54.35%，为95.5万美元，亦比同期典当综合费用的收入77.4万美元高出23.39%。有资料显示，在美国许多典当行的资产负债表及相关统计数据中，人们都不难发现，典当行的死当物销售始终在典当企业的总收入中排名第一位，其次才是典当综合费用、其他收入等。

这表明，美国典当业在整体上十分重视死当物销售，典当老板们普遍是看到了典当业的两条盈利途径才置身典当业的，即一是收取当户支付的高额典当利息及相关费用，二是销售死当物所获取的可观的商品差价。

至于典当行在处置死当物之外再从事商品寄售和零售业务，虽然目前我国的典当立法尚不允许，但国外早已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它表明，典当行的市场营销作用是由多元化结构组成的一种综合性作用。其中变卖、拍卖、寄售方式针对旧货营销，而零售方式则新旧商品营销均有涉及。

首先，多元化营销作用是典当行的社会作用。

典当行的多元化营销作用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除了变卖或拍卖死当物品外，从事其他相关商品的寄售和零售业务，对于古今中外的典当行来说亦非常普遍。

仅以当代美国的典当行为例。美国第二大典当企业--EZ典当公司，截至1999年12月共有334家分支机构，其中最大的一家连锁店用于借贷业务的面积为3200平方英尺，约合297平方米；而用于各类商品零售业务的面积也达1800平方英尺，约合167平方米。该公司过去3年来的各类商品销售年度营业额均在1亿多美元，其中1998年为1.123亿美元，1999年升至1.300亿美元，2000年又高达1.399亿美元，分别超过同期典服务费收入5287万美元、5870.2万美元和5747.5万美元二以上。而该公司3年来的赎当率一直保持在70%左右，即死物品价值分别为6029.7万美元，7790.8万美元和7180万美元说明该公司每年全部商品销售额不光来自死当物品，还包括其他来源的商品，否则不可能卖价这样高；均冲上1亿多美元。

另据美国典当上市公司之一的美国典当市场有限公司统计，1999年财政年度，该公司的典当服务费收入占公司总收入31.9%，而各类商品包括死当物品在内的销售收入则占66.9%，多元化商品销售功能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

以上情况表明，典当行的商品销售对象虽以死当物品为主，但同时也开展其他商品的零售和寄售业务。如零售可以批发或购进新旧货物赚取商品差价为目的；而寄售则以为客户代理销售旧货为主，典当行赚取的是服务费。典当行这种多元化的市场营销作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客观社会作用。由于典当行发放必须以物质押，即对当物(旧货)进行鉴定、评估、作价，故其能够积累起丰富的旧货业务经验，而零售、寄售、变卖时，又主要是以旧货为交易对象，所以典当行的多元化商品销售功能具有一种天然的客观必然性。即它一方面经营货币从事金融借贷活动，另一方面经营旧货进行商品销售活动，且销售方式多样，零售、寄售、变卖和拍卖四位一体。

这种多元化的市场营销作用使典当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加全面地满足广大客户的需要。客户到典当行可以从事典当交易，以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质押担保换当金；或者从事商品交易，购买典当行销售的死当物品或其他死当物品；或者将自己打算出卖的物品送至典当行代为销售等等。如此一来，典当行的业务范围得到合理扩大，商品销售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就好比现在人们进入银行，即可以储蓄、又可以由其代收各种费用，消费者进一家门便能办妥几样事，金融活动与商业活动交叉进行，各取所需。

反过来说，如果人为地禁止典当行从事零售和寄售活动，只允许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实际上是限制了典当行与生俱来的多元化商品销售功能和市场营销作用的发挥。其结果必然造成典当行部分社会功能的闲置，使广大消费者只能分头再去找旧货商店或寄卖行从事原本能在典当行就直接完成的商品交易行为。

其次，多元化营销作用是典当行的法定作用。

这一点在国外典当立法中十分突出，典当行的多元化市场营销作用普遍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如1998年1月1日起实施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典当业法》规定："典当商也可以从事货物买卖，包括寄售和零售。"而该州早些时候的典当法则曾更加明确地指出："典当交易指典当行任何买卖、寄售、典当旧货的行为。"另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96年实施的《典当商法》规定："典当商指从事典当并货物买卖的人?quot;在这里我们看到，外国普遍以立法形式对典当行的多元化商品销售功能和市场营销作用加以确认，允许典当行从事除死当处理之外的商品零售和寄售活动。因此，国外一些典当行在向客户介绍本企业的经营范围时，往往提到三个英文词汇：即 loan、buy、sell，分别表示发放、买进和卖出货物。其中关于卖出货物的基本方式包括对新旧货的零售、旧货的寄售和死当物品的变卖及拍卖。

国外典当立法不仅对典当行多元化的商品销售功能以具体法律条款的形式予以规范，而且一些典当法律的名称本身就体现出典当行的这种全方位的销售功能和市场营销作用。如美国爱达荷州的典当法律称为《旧货商和典当商法》，视典当行与旧货商店为一体，法律上承认典当行的旧货买卖功能。华盛顿州叫《典当商和旧货商法》，同样对典当行与旧货商店之间的密切联系充分肯定，允许典当行从事旧货买卖。另在澳大利亚，1998年7月修正施行的典当法律也称《旧货商和典当商法》，对典当行与旧货商店共同的旧货买卖业务予以法律界定，使这两个相近的行业在相同的一部法律中得到必要的规范。

实践表明，将多元化的市场营销作用作为典当行的一项重的法定作用看待，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典当立法的健全和成熟，反映出其典当法律对典当行全方位商品销售功能比较准确的认识。相比之下，我国典当立法还远远落后于典当实践，迄今为止始终未能全面认识典当行的商品销售功能及其重要性，甚至明文规定禁止典当行从事零售和寄售业务。如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颁布施行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规定：典当行不得经营"商品寄售、零售以及旧物收购"业务。自2000年8月国家经贸委接管典当业监管职责以来，其历次提出的《典当管理办法》草案中也同样明确禁止典当行从事零售和案售业务。

对此我们认为，这是对典当行传统固有功能不了解或不重的一种反映。不利于现代典当行向全方位的服务角色发展，实际上迫使许多典当行?quot;地下"发挥其本身所拥有、但却未受到法律保护的多元化商品销售功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典当立法方的一个重大缺撼。

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应当重新认识和全面认识典当行的商品销售功能，从而在典当立法中还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本来面目，支持和鼓励典当行充分发挥其多元化的商品销售功能和市场营销作用，促进中国典当业的稳定发展。